唐代古文分解与韩、柳散文
倡导古文的表面主张与随笔学不雅念的复归
唐代的韵文 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表面 古文表面 的政教方针 随笔学不雅念对散文发展的深切影响
文学文风的校正热潮一方面天然缘于前述儒学想潮和政事校正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里面法例密切有关。以韵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行为一种好意思文学，韵文十分艳羡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艳羡好意思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浓装艳抹于古朴浅显的花式而向形式好意思主义发展。况且日益细致，日益华好意思，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跳跃。但是发展到其后，时弊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度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解；一意追求丽都辞藻，内容空乏虚浮。华好意思的形式经常成了表达想想、反应实际的阻挠。
韵文是唐代前期渊博使用的文章式样，巨额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不雅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无一例外。不外，唐代韵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精巧的对偶、丽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清朗的发火和注意骨力的刚健作风，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全国文》，其落霞孤鹜之景，一抷六尺之情，英想壮彩，珍词秀句，已为东谈主千古讴颂；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不雅。进入盛唐以后，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更变。当先是“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韵文写稿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接着是大诗东谈主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稚子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数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一梦，为欢几何？古东谈主炳烛夜游，良有以也。”说理抒情温情明快，如洋洋纚纚。韵文发展到中唐陆贽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他的奏议较绝对地去除了此前韵文的丽辞浮藻，不必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会书简明目次》卷十五）。其《论裴延龄奸蠹书》长达六千馀字，言事详实，说理深刻，既纡曲清脆，又晓畅易懂。他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是代隐迹奉天的德宗天子拟写的罪己诏，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机敏，情感浓烈。据载：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东谈主悍卒，无不挥涕激勉”（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可以说，陆贽的奏议在使韵文夷易化、应用化的流程中，具有了得的孝顺，“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曾国藩《鸣原堂论文》）。
韵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夷易流畅的流程，反应出文风正在鸦雀无声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应了散文领域中条目校正的愿望。这种愿望，也阐扬时表面品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东谈主对骈体文风提议品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构纤微，竞为雕饰”、“节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提议应袭取“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虎朴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东谈主，或友一又游从，或师生接踵，形成了些许个文东谈主群落。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令，以古文创行为旨归，从文学的角度倡导校正。
萧颖士、李华都倡导宗经，因宗经而天然走向文学上的复古。萧颖士自称： “经术之外，略不婴心”，“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东谈主，魏晋以来，未始寄望。”（《赠韦司业书》）李华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谈遁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对屈、宋尤其是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含糊，阐扬了他们追慕上古时风，希图由文返质的文学发展不雅。
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谈德此后文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引），对“饰其辞而遗其意”、“全国重叠，风驱云趋”的“俪偶章句”予以报复（《赵郡李公中集序》）。其门东谈主梁肃虽对梵学有甚深的教训，但论文却袭取了本分的儒家不雅点，以为：“文之作，上是以发达谈德，正性命之纪；次是以财成仪式，厚东谈主伦之义；又其次是以昭显义类，立全国之中。”强调文章要成心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议了文气说：“文本于谈，失谈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谈能兼气，气能兼辞，辞失当则文斯败矣。”（《补阙李君前集序》）这一主张的重点是在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那时空乏浮靡文风的一种批判。它的提议，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赫然具有径直影响。
比起上述诸东谈主，柳冕的表面主张更为系统，更为聚集，也更为绝对。他有巨额的论文专篇，所说的道理空洞来讲有两点：一是以娴雅谈，勤快了得文章的教训功用：“文章之谈，不根教训，别是一枝耳。那时正人，耻为文东谈主。”（《谢杜相舆论房杜二相书》）“正人之儒，学而为谈，言而为经，行而为教。”（《答荆南裴尚书论晓谕》）二是由教训论开赴，对文学史上与教训无关的文学性作品一概含糊：“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一火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一火风教；宋皆以下，则感物色而一火风趣。教训兴一火，则正人之风尽矣。”（《与滑州卢医生论晓谕》）究其实质，仍然是要由文返质，倡导复古。
从李华、萧颖士到独孤及、梁肃，再到柳冕，围绕文学文风的校正进行了反复的表面探讨，他们那些一味强调教训乃至含糊一切文学性作品的立场，赫然是偏颇的；他们的表面主张衰退实施性品格，带着谎话明谈的性质，因而不可能难创作带来与实际紧密计议的鲜美的性命力；但他们提议的宗经复古、以谈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不雅点，以那时却具有积极意旨。也许是受到这些表面家们校正文学文风主张的影响，宝应二年（７６３），杨绾和贾至都提议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校正意见；建中元年（７８０），令狐峘知贡举，制策和对策启动用散体。自此以后，积年策问，皆散多而骈少。这确认文学的校正已为朝野所渊博给与。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只待韩愈、柳宗元等东谈主的临了努力了。
在袭取前东谈主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议了更为明确、更具有实际针对性的古文表面。空洞来讲，韩、柳的古文表面有如下内容：其一，是“文以明谈”。其二，在倡导“文以明谈”的同期，也充分意志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东谈主遗产。韩愈屡次提到：“愈之志在古谈，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作事，而慷慨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柳宗元也说：“言而不文则泥，可是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这种重谈亦重文的立场，已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赫然的区别。由此开赴，他们进一步主张闲居学习经籍除外的种种文化文籍，对《庄》、《骚》、《史记》、子云、相如之赋等“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不雅者” （韩愈《答侯继书》）。并借此“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谈书》）。即使对他们一再指斥的“成双配对，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的韵文，也未全予含糊，而宝贵吸取其有益因素。这种文学不雅较之此前古文家将屈、宋以后文学一并抛弃的顶点立场来，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三，为文宜“自造就，不维握”，贵在创新。韩愈以为：学习古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若皆与世浮沉，不自造就，虽不为那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在文章格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定反对鉴戒因袭，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成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在《答李翊书》中，韩愈空洞了他追求创新的三个阶段：启动学习古东谈主时，虽欲力去“陈言”，却感到颇为不易；接下来渐有心得，对旧书有所去取，“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斯坚握下去，对古东谈主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临了达到运用自如、“浩乎其沛然”的目田意境。可以以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表面超越前东谈主的一大略害。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足韩愈，但也一再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东谈主论为晓谕》），这正确认他与韩愈的主张是一致的。其四，韩愈论文非常艳羡作者的谈德教训和文章的情感力量，以为这是写好文章的要害。他一再指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正人慎其实。”（《答尉迟生书》）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东谈主，其言蔼如也。……谈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答李翊书》） “有诸其中”、“养其根”，都是指谈德教训，有了精熟的谈德教训，文章智力充实，智力光大。在此基础上，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议了一条为文的渊博原则：“气盛则言之诋毁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气”是教训的收尾，其中既有“仁义之途”、“诗书之源” 等谈德因素的灌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施的精神态质、情感力量，而且在某种进度上讲，后者的比垂危更大一些。当这种“气”绝顶充盈喷薄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就有动东谈主的力量。由此开赴，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叛逆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尤想慕、沉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东谈主序》）之情的畅快渲泻。与韩疏浚，柳宗元也主张东谈主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 （《复杜温夫书》）地尽兴表达，并以为：“正人遭世之理，则呻吟奋勇以求学于世。……于是感恩怒悱，想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附和诗序》）这里的“感恩怒悱”与韩愈的“叛逆则鸣”有着内在的合并性，行为一种高度艳羡个情面感的表面主张，二者均具有装潢忽视的价值和意旨。
韩、柳表面主张的中枢是“文以明谈”说，他们倡导的文学文风校正亦然以这个标语为主要标志的。从这一主张与实际政事紧有关联的实施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极意旨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谈”说的内涵来看，却莫得比它之前的表面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朝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行为一种渊博表面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拘谨，成为宣传封建伦理谈德不雅念的表面依据，频频使得文章衰退真情实感，充满谈学气。
韩、柳虽然规定了“明谈”是为文的方针，“为文”仅仅明谈的本领，但其古文表面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讨教，也就是说，他们论“谈”只联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处分怎么写，怎么智力写好，比拟之下，后者无疑凝华了他们更多的心力。后世一些谈学家对韩愈大为发火，责怪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艳羡”（《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是把谈德与文章“倒学了”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艳羡进度。淌若咱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检会，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表面之是以重“谈”亦重 “文”，致使有时重“文”超越重“谈”，确凿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随笔学不雅念的影响，同期亦然随笔学不雅念在特定时期的聚集阐扬。
所谓“随笔学”是联系于纯文学而言的。咱们所说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好意思文；混好意思文与非好意思文为一的，咱们称为随笔学不雅念。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魏晋之后，文学逐渐落寞成科，便好意思文与非好意思文还莫得分开。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与咱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同。皆梁之际，有文、笔问题的接洽，各东谈主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好意思文与非好意思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知道可见，这主要反应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里，他把是否有浓烈的情谊和声律、词华之好意思行为永别文、笔的圭臬，萧统编《文选》亦将非抒情又乏文华的史传、诸子铲除在外。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不雅念，就文学本身的演进而言，这一不雅念更艳羡文学的特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
到了唐代，这一不雅念仍有相等影响，如初唐东谈主编写的《梁书》、《陈书》、《周书》、《北皆书》等，在提到“文”“笔”时都分得很明晰。盛唐以后，这种不雅念逐渐消退，跟着文学文风校正呼声的增高，文、笔之分又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主张所取代。自陈子昂说“文章谈弊五百年”之后，用“文章”包括一切文学的用法便成了古文家的习惯。在李阳冰、贾至、任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东谈编缉下，“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畴昔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学间的诀别。阐扬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仅仅一个浅显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风光的底层，却反应了唐东谈主文学不雅念的要紧变革，亦即随笔学不雅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不雅念，将南朝东谈主想从“文”中铲除出去的巨额应用文学重又蚁集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地面擢升了古文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在文学界的崛起过甚倡导的文学文风校正，除了实际政事等方面的原因外，正与这种随笔学不雅念的影响紧密有关。他们巨额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绝对包罗在内，并在表面上予以倡导，在写稿实施中赋予这些应用文学以文学的物资。“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溶解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性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隅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分解》）。随笔学事实上已起了某些变化。
从随笔学始，到“文”“笔”之分的接洽，临了以“文章”合一终，散文的发展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圆圈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这一风光，就文学本身的演进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就随笔学不雅念在特定时期重建的意旨而言，则是一种跳跃。因为这一不雅念蕴含着以复古为新变的充实内容，给予那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切影响。需要确认的是，随笔学不雅念的复归并莫得影响到唐代诗歌的发展，因为在唐东谈主那边，诗、文的界限并不稠浊，有时，一些东谈主则用“诗笔”来永别诗、文两种体类，如“杜诗韩文”、“孟诗韩笔”之类。这里的“诗”，纯指诗歌， “笔”则与“文章”同义，包括诗除外的种种文学。
韩、柳散文的艺术竖立
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流程 韩、柳的设备 韩愈的论说文、随笔 与碑志 柳宗元的随笔与山水纪行
散体文的创作岑岭是在中唐时期，但这个岑岭是造就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追思历史、计议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了。李纲、孙伏伽、房玄龄、岑文本、颜师古等东谈主的奏疏，大都质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谈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娇傲了文风回荡的机会。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十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感也浮现天然。
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回荡上起了要害作用。他提倡考究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全国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他的一些章表奏疏，多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闻明的《谏灵驾东谈主京书》以激切的言词谏阻高宗灵驾西归，说理严实，气势逼东谈主，文风颇似此后陆贽的奏议。从陈子昂启动，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东谈主数启动加多，散体文的阐扬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巨额碑志，皆行文纵横交错，明白晓畅。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计议，使得内容沉实安静，这对其后韩愈碑志的写法是有影响的。
这一时期最有发火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东谈主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东谈主的神态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脾气，又不失文的实质，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东谈主之文”。李白《与韩荆州书》开篇即放言说谈：“白闻全国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必封万户侯，希望一识韩荆州。’何令东谈主之景慕一至于斯也！”本为干谒之作，却说得超逸磊落、如圭如璋，展示出夸口不羁的诗东谈主性格。《四六法海》评云：“太白文萧散流利，乃诗之馀。”正指出了其文的特色所在。他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籍》、《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的《荐樊衡书》、《荐皆秀才书》，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或言情写怀，温情生动，或摹景绘色，妙造天然。与此前重说理、计议之文判然有别。
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抵触之势，元结、李华等东谈主已写出很好的散体文。如李华的《著述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述时》、《订古》、《七不如篇》，都能以温情浮现、不事华藻取胜。特别是元结，其《菊圃记》、《右溪记》诸篇，不雅察深刻，写景细巧，于夷易中寄寓叹气，发为计议，精警动东谈主，已开其后柳宗元山水纪行之先河。跟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启动使用散体，文学校正的阵容益发激昂，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唐次、陈京、皆抗等，都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潮水，权德舆、柳冕等东谈主也巨额使用散体的形式来写稿，影响所及，以至出现了陆贽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这确认以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渊博给与。
不外，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衰退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华文学文风的鉴戒，说话和阐扬轨范显得陈腐，发火不足而因袭有馀。清东谈主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凮，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条记》卷二○），指的等于这种情况。此一情形的更变以及文学文风校正的告捷，是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的出现，便得散体文的创作生面别开，阵势一变。苏轼以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文公庙碑》），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繁密的设备，但主要阐扬时两个方面。
其一、在敢于创新的基础上造就新的散文好意思学模范。如前所述，他们在文学不雅念上含糊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随笔学的发展阶梯；但在创作实施中却颇为艳羡辞采、说话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学的界限和成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饰”、“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韵文末流，又在我方的文章中尽量经受韵文的优长，用不少整皆有劲的四字句羼杂于散体词句之间，酿成诋毁错落、调子铿锵的声情效果，用韩愈的话说，就是“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调和” （《送权秀才序）。清东谈主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好意思，退之未始不备有也。” （《与阮芸台宫保论晓谕》）这确认韩愈在破坏的同期，又十分艳羡散文的重建。从说话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诏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托词语、匠心密运的进度涓滴不亚于韵文作者。他的散文说话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行使或长或短的连琐句酿成一气直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东谈主说话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特、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啻不行”、“崭然见头角”、“入主出奴”、“倚强凌弱”、“剥肤之痛”、“大放厥词”等等，都是前东谈编缉下所无的创造性收尾。柳宗元也力主搏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稿时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谈书》），对遣意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艳羡，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方针乃在于严格说话文辞的使用圭臬，幸免歧义。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摇身一变的构想轨范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方、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相差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顿挫升沉开阖照管的法例可寻，“表率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模范和程序。
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魔力，把古文擢升到了真实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当面扑来的情感波浪，会感到令东谈主心悸魄动的鲜美灵魂和性命力。韩文如长江大河，倾盆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魄力借其滚滚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垂危的是，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恩怨怼奇怪之辞，发其贫乏愁想叛逆之声，既变 “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实际的情感力度。与韩文比拟，柳文则如千峰万壑，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锥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纪行，浸透了东谈主与天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锐不可当”（林云铭《古文析义》）的脾气，令东谈主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计议笔据今古，相差经史百子，踔厉骏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伟姿，而又恍悟到很强的艺术之好意思。要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坚起了一首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凡、煞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庞为之一变，于结识坚实中寓有一气灌注的精神态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极度显着的个性特征。
韩、柳二东谈主先后创作了八百多篇散文，举凡政论、书启、赠序、杂说、列传、祭文、墓志、寓言、纪行乃至听说演义，应有尽有。这里择其要者予以先容。
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谈统和儒家想想，如《原谈》、《原性》、《原东谈主》等，当年的指摘家曾赐与较高的评价，以为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不雅止评注》卷七），但今天看来，因其想想陈腐且少文学颜色，故价值不高；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谈倾向，但重在反应实际，揭露矛盾，作叛逆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羼杂着强烈的情谊倾向，因而值得艳羡。
在这类论说文中，《师说》最有代表性。它针对那时士医生阶级耻于从师、看不起学习的社会民俗，开篇便提议“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接着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基层艺东谈主与表层官僚等多场地的对比，从正反两方面申说 “必有师”的艳羡，提议了清新的师谈想想：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谈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谈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良友。
这一不雅点，强调能者为师，既赋予“师”以“传谈、授业、解惑”的具体责任，又冲破了传统鉴戒森严的壁垒，把师弟子的联系社会化了。柳宗元读此文后说韩愈“抗颜为师”，以致被世俗目为“狂东谈主”，可见此文所蕴含的勇力胆魄过甚对流俗的冲击力量。
韩愈是一位善辩之士，而善辩又主要起原于他的胆壮气盛，二者计议在扫数，遂使得他的论说文字经常惊世震俗，极具震慑东谈主的气势。《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当令间精神、表达气愤叛逆、对社会实际深刻批判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伟、排宕顿挫、情谊浓烈是其共同脾气。《讳辩》是为李贺鸣叛逆的文字。针对那时社会舆论以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锻真金不怕火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指出：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东谈主乎？
凌厉斩截，笔无藏锋，在积存已久勃然喷发的情感波浪股东下，文章征引古事，证以今典，追源溯流，横出锐入，紧追不舍，有劲地报复和哄笑了“护讳” 的说不外去和提倡“护讳”者的好笑可怜亦复可恶。淌若说，《讳辩》重在讥俗，那么《论佛骨表》便重在刺上，二者的疏浚之处在于都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力量，相异处则在于后者有被杀头的危急，因而蕴含着常东谈主绝难达到的勇力和胆魄。其中一段这么写谈：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不雅之，巫祝不先，桃茢不必，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柢。
这是就唐宪宗从凤翔秘诀寺迎佛骨入大内赡养一事而上的谏表，当满朝高下如醉如狂，奉佛骨如神明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不雅之的步履暗意“耻之”，这需要多么的魄力和胆量！
有为而发，叛逆则鸣，本不测于塑造形象，而其自我形象在波澜翻卷的情感急流温柔势夺东谈主的滚滚雄辩中得以天然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脾气，亦然它近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与此比拟，韩愈的随笔更为目田果决一些，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送穷文》重在发诉苦、泄怨气，前者写韩愈这位为东谈主师者“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勉和困厄，后者借五个穷鬼对主东谈主的讥讽和侮弄，嘲骂那时社会。在写法上，两篇作品均给与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计议、抒情融于一炉，喜笑怒骂，怪怪奇奇，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费，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华，令东谈主读来，别有一种新颖奇妙之感。
韩愈随笔中最可瞩方针是那些嘲讽实际、计议机敏的精悍随笔，如《杂说》、《获麟解》、《伯夷颂》等，形式清朗，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其中最为东谈主称谈的是《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沉马。沉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谈，食之不成尽其材，鸣之而不成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全国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通篇以马喻东谈主，阐扬作者对东谈主材受压抑的悲愤，构想小巧，寄慨遥深。
韩愈不幼年序挈领提纲，形式种种，表达对实际社会的种种叹气，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表情驰驱豪门者的复杂心态，《送石处士序》用“若河决卑劣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来形容文人之机敏善辩，都极形象生动。《送董邵南序》历来被东谈主称赏，首先一句“燕赵古称多叹气悲歌之士”，劈空而来，一股隆盛侠烈之气溢于毫端。全文仅１５字，但其中隐匿着的颓丧情妥洽言而未尽的深长意绪，却给东谈主以强烈的颤动。至于那篇历来为东谈主称誉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世和生存琐事，尽情抒写稿者对一火侄的伤痛，预备悱恻，悲凄无限。其中叙“承先东谈主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鳏寡孤茕”的孤单境况，写“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邻接，……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的无尽怅恨，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令东谈主读后，为之泪下。
除了上述文学和脾气外，韩愈还在列传、碑志中阐扬出状物叙事的凸起智力，其列传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张巡、许远守睢阳事，杂以计议和抒情，其中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助一段最为精彩：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东谈主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恩为云泣下。
仅廖廖数语，东谈主物声貌如见，其刚烈忠义之性格也在拔刀断指的动作描写中显着地展现出来。《毛颖传》则用列传体为羊毫立传，以戏谑滑稽的形式来讥讽实际；《石鼎联句诗序》更出之以听说家的文字，将羽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联诗的景况给予戏剧化的阐扬。这两篇作品，已与那时流行的听说演义莫得什么诀别了。
至于韩愈的碑志，则仿佛是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东谈主物画廊，历来为东谈主所称赏。碑志早在汉代已启动流行，其主要脾气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德行、业绩，而多有谀好意思之词，久而久之，便形成空乏呆板的格套，令东谈主读来生厌。韩愈所写７５篇碑志中也有一小部分是“谀墓之文”，被东谈主诟病，但在写法上却能不拘格套，别伊始眼，或正写，或反写，或颂扬，或讥讽，尤重细节描写，借一二琐事，行将传主的性格、心态机密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东谈主物列传，从而一举冲破了传统碑志死气沉沉的阵势。韩愈碑志的不拘格套从一些篇章的起笔即可看出，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东谈主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写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东谈主君以谈德文学伏一生，其友四东谈主，其一……”，这种写法，与先叙墓主姓名籍贯谱系的碑志贯例人大不同，而是着意于迥殊变化，很有些破空而来的滋味。在东谈主物刻划上，韩愈诸碑志更是“一东谈主通常，绝妙”（李涂《文章精义》）。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记传主幼时相貌：
眉眼如画，发飘渺，肌肉玉雪可念。……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
宛然一幅活生动现的东谈主物写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录取薛公达一生的三件了得事例予以描写，力状传主“气高”、“务出于奇”和“不同俗”的性格特征。其中写他以竞射而技冠三军一段最为精彩：
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喊以笑，连三大喊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
肖似这种已极近演义笔法的文字在韩愈碑志中并不鲜见，《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就是较了得的一篇：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鉏铻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东谈主，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东谈主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 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录取，且选，即官东谈主。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东谈主邪？取晓谕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东谈主不疑东谈主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只怕取视，亏得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晓谕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叙写骗婚经过极形象生动，充满戏剧颜色。侯翁的迂直、媒妪的奸诈、王适的违俗不羁，都借助灵动的文字跳出纸外。这种写法，在韩愈之前从未有过，在韩愈之后也甚萧疏，它只可出现时韩愈笔下，成为对墓志的一大创造。
韩愈碑志不唯叙墓主业绩，时亦借以发计议，寓讥讽，阐扬强烈的爱憎之情。如《柳子厚墓志铭》以大段计议之词表述他对莽撞世风和乘东谈主之危上树拔梯者的绝顶气愤，对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危难中相扶握的义烈之风的赤心敬慕；《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等，则以计议的形式对那些假隐士以及服药“祈不死”者进行讥讽。诸如斯类已将重点转向揭露实际社会时弊的写法，在此前墓志中亦然未几见的。
明东谈主吴讷说墓志铭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庞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号称的评。但受墓志花式的限度，韩愈碑志仍属一种实用文学，上述诸篇生动的文学性描写也仅仅墓主生平行事的一个片段，从总的方面来看，尚不成将之归入文学散文的范围。
当韩愈积极行动于政事文化中心、奋笔为文的时候，柳宗元正跻身偏远的贬所，从别一角度缓慢的想考着种种形而上学、政事、社会、东谈主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形而上学论文，也写出了一批精通着想想火花而又韵味有味的短篇随笔。
柳宗元的随笔有两个权臣的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表达我方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均属此类作品。在《愚溪对》中，作者通过杜撰的虚幻，写了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说，将其哀怨全部包容于 “智者用，愚者状，用者宜迩，伏者宜远”的反语之中。在该文的姊妹篇《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绝对冠以“愚” 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谈，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安心的生存反说，正深刻地披露馅作者对期侮世事的强烈发火。另一个特征是巧借形似之物，报复政敌和实际。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天孙文》、《斩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荼毒狂暴来比方奸毒常人，或以物体的欹形诡状来象征实际社会，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东谈主之能，幸东谈主之失”的丑恶行径和“末代淫巧”之世予以指斥批判，说话辛辣，笔无藏锋，嘻笑怒骂，忻悦淋漓。
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写三件应该申饬的事情。其中《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东放浪下横行直走、干尽赖事，临了被新址主绝抵褪色；《临江之麋》写一只惯受主东谈主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披缁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东谈主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鸠拙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刚内柔者的绝妙象征，而“焦头烂额”、“大而无当”也行为裕如形象性的谚语流传下来。这三则寓言用笔精到而细节刻划非常生动，其意在于讥讽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 （《三戒序》）者，但行为一种东谈主生哲理，它的意旨还要闲居得多。《罴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东谈主，虽吹出罴、虎的声息吓退了虎和貙，但当最凶猛的罴到来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唯有被罴所食。故事有劲地讥讽了那些无真实智商、虚张阵容欺世盗名而终必败灭者。《蝜蝂传》先以温情的文字勾画出蝜蝂的形象：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握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啻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成起。东谈主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握取照旧。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己，至坠地死。
接着发为计议，将讥讽锋芒直指“日想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漫无际际者，用语精警，立意深刻，给东谈主留住深长的想考和试吃。
柳宗元的列传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通过对蒋氏三代资格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蒋氏宁可死于毒蛇、也不肯承担钱粮的内心苍凉，阐扬了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主题，全文“含无限悲伤凄惋之态”（《古文不雅止》卷九）。《段太尉逸闻状》纪录了正大仕宦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予以生动的描写，作者曾自许此作“比画工传姿色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闻书》）。他如《童区寄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想想价值。《祭吕衡州柔柔》是柳氏抒情文中最动东谈主的一篇。该文以沉痛的文字来表达对一火友吕温的追到之情，一开篇就是“呜呼天乎，正人何厉，天实仇之！生东谈主何罪，天实仇之！”以对天的质问领起全文，气势凌厉绝顶。文中反复呼天抢地，责怪“苍苍之无信，漠漠之无神”，或叙或议，或骈或散，跟着情谊的升沉变化而跌宕有致，感人至深。文末以“幽明茫乎，一恸肠绝” 收束全篇，但见泪痕，不睹文字，其艺术竖立完全可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失色。
山水纪行是柳宗元散文中的佳构，亦然作者悲催东谈主生的审好意思情性的结晶。身世遇到和环境的压迫，酿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散逸，乐而复悲。郁愤填膺时，憎山恶水，以山水为“狴牢”（《囚东谈主赋》）；一东谈主独游时，又与之同舟共济，并借山水之“幽幽”“窅窅”以“处休”、“不雅妙”（《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由意在渲泻悲情到艺术地阐扬天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纪行“凄神寒骨”之好意思的特色。
翻阅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了得地嗅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娟秀却遭东谈主忽视、为世所弃的天然山水。在描写流程中，作者有时给与径直象征手法，借“弃地”来阐扬我方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催运谈，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疏远深表怅然和叛逆，《钴鉧潭西小丘记》径直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都具有“借题叹气”（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的脾气；但多数情况下，作者则是将阐扬与再现两种手法计议起来，既重天然景物的真实表情，又将主体情感不露印迹地融注其中，令东谈主于统一中恍悟作者的情感指向。如“永州八记”中最为东谈主称谈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谈，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絮聒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悠闲不动，俶而远逝，交往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落寞无东谈主，凄神寒骨，悄怆深幽。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记游文字，其中不独写景状物娓娓而谈，生动逼真，而且可以见出作者不雅察之细，用笔之妙。开篇未见小潭，先闻水声，因闻水声，转觅小潭，即阐扬出行文的迤逦变化；篇中写水之清却于水着墨未几，而是借石之底、鱼之游、日光之影来阐扬，可谓独辟门道；至于篇末对清凉落寞之境的表情温柔氛的渲染，更隐然展示出被贬者凄楚悲苦的心态，令东谈主读后为之心神笼统。
柳宗元的山水纪行是真实的艺术性的文学，好意思的文学。他善于录取深奥幽好意思型的小景物，经过一点不苟的用心刻划，展现出高于天然原型的艺术之好意思。用他的话说，就是“好意思不自好意思，因东谈主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萧疏的胜境传给众东谈主，以免“贻林涧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他要用我方的全副元气心灵和才思，去“漱涤万物，樊笼百态”（《愚溪诗序》），借以安顿他那颗悲哀烦扰的灵魂，并从中取得些许凄好意思的怡悦。在他笔下，天然山水是那么死活之交，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裕如灵性！水，有涧水，有潭水，也有溪水。这些水或平布石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或奔流而下，“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鉧潭记》）；或因地势、流速的相反，呈现出“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的脾气。石，有横亘水底之石，有负土而出之石，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山野之石则“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形貌态势各各不同。至于林木山风，更是发火勃勃，阵势万千，“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划细巧而不琐碎，说话精真金不怕火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峭而不乏絮聒舒徐，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 “如奇峰异嶂，层见错出”，“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封为‘樊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柳宗元的山水纪行上承郦谈元《水经注》的竖立，而又有了突破性的擢升，它不是对山水的纯客不雅描写，而是在描写中灌注了一股浓烈的落寞心理，且借对山水的逼真写真来阐扬一种不朽的寰宇情感。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他这么写谈：
床笫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应承则虚者与神谋，渊可是静者与心谋。
艰深幽寂的环境，适足以安放作者凄苦的心肠，使他在天然好意思中取得暂时的忘却，以虚静的心神，达到与天然的合一，展现出一种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凉彻亮之好意思。
第四节 晚唐古文的靡烂与韵文的回报
古文的靡烂 晚唐小品 李商隐等东谈主的韵文
在韩愈、柳宗元倡导文学文风校正并从事散体文创作的同期，中唐文学界还活跃着一渊博古文作者。他们或自出机抒，或受韩、柳影响，纷纷参预散体文的写稿。如刘禹锡早在贞元十年之前，即已写了不少散体之作，被贬之后，所作益夥，他的文章富于才辩，批判性甚强。白居易、元稹之文以夷易分解为特色，在元和、长庆年间自树一帜。他如李不雅、张籍、吕温、裴度、欧阳詹等东谈主都预身其列，闻明当世。一时辰作手如林，万千气象，古文阵容大振。可是，跟着韩愈过甚同谈们的接踵活着，古文领域已莫得力能扛鼎的首长东谈主物了，剩下的一些韩门弟子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东谈主，则单方面地发展了韩愈提倡的创新主张，追求奇异差错，使得散体文创作的谈路越走越窄，逐渐丧失了内在的性命力。尽管在宣宗、懿宗年间及以后的文学界上，还有杜牧、刘蜕等少数作者敢于粗心末俗，赓续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一定竖立，但古文渐趋靡烂的大趋势却是难以逆转的了。
在古文走向靡烂的流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这是韩、柳杂说、寓言小品等类文学在新形势下的赓续和发展，亦然晚唐日趋尖锐的种种社会矛盾下的居品。晚唐小品有三个基本脾气：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扬名，而无一定之体（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杂著》）；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发火灌注。其代表作者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东谈主。
皮日休（８３４？～８８３？），字逸少，后改袭好意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东谈主，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咸通八年（８６７）登进士第。曾官太学博士、毗陵副使。乾符末年，卷入黄巢举义军中。巢入长安，任日休为翰林学士，后着落不解。他胆识过东谈主，宣称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经常发前东谈主所未发或不敢发，使得他的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如《读司马法》开篇明义：“古之取全国也以民意，今之取全国也以民命。”进而指出：“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东谈主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原谤》则激切声言： “后之王全国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里阐扬的对总揽者的强烈发火和抗争情绪，在明代以前的封建文东谈主中不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位。
陆龟蒙（？～８８１？），字鲁望，姑苏（今浙江苏州）东谈主，举进士不第；曾作念过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甫里先生。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笠泽丛书》中，实际针对性强，计议也颇精切，如《野庙碑》借描写土木偶像的形象和评议鬼神的邪恶，来揭露、报复封建仕宦，说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聪敏，一朝有全国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记稻鼠》上承《诗经·硕鼠》的主题，指出老匹夫要拼凑大贪官和小贪官两种老鼠，则民“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这里展示的，一经是晚唐东谈主民在辛苦压抑下疾恶如仇、准备揭竿而起的先声了。
罗隐（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谏，馀杭（今属浙江）东谈主，曾十举进士而不第，后依镇舟师节度使钱镠，历任钱塘令、著述令等职。其文集名《谗书》，其中多为“愤闷叛逆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是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用他我方的话说，就是“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是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罗隐好谐谑，遇感辄发，其文多取寓言形式，要言不烦，一针见血。《说天鸡》是一篇短小直快的寓言，借两种“天鸡”外不雅和本领的不同，机密地讥讽了那些“峨冠高步”却无甚德能的达官贵东谈主，表述了不成以貌取东谈主的艳羡。《勇士之言》则直斥刘邦、项羽盗取国度，与匪贼无异，绝不海涵地剥下了他们 “救民涂炭”的伪装。他如《蒙叟遗意》、《越妇言》、《辨害》等，或寓言托意，或借古讽今，无不文笔机敏，情绪愤激，给东谈主留住闲居的试吃馀地，号称小品佳作。
晚唐小品以其显着的时间特征受到后东谈主的喜爱和颂扬。鲁迅指出：“唐末诗风靡烂，而小品放了光线。但罗隐的《谗书》简直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东谈主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莫得健忘全国，恰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小品文的危机》）这段话，似可行为晚唐小品的定评。
由于晚唐社会矛盾日趋了得，文东谈主分化愈加赫然，有的仍热衷于政事，有的跻身局外，白眼旁不雅，但更多的东谈主则走上没趣无望一途，胸宇既狭，视线复窄，寄情声色之乐，追求形式之好意思，于是韵文卷土重来，取早已内力不济的古文而代之，扫数文学界再度为骈体文风所隐匿，文学史至此也发生了又一次大的回文，呈现出复归式演进的形貌。
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东谈主都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东谈主皆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东谈主在其从昆玉中皆名次第十六，故有此称）。他们淘气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向唯好意思主义主义发展，并将韵文闲居应用到书信、公文、表奏等种种文学中，不少作品无异于文字游戏。在创作技巧和文风上，他们的韵文则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大都雕镂精工，用典深僻，词华繁缛，偶对切当，作风更为丽都浓艳，就中以李商隐的韵文最具代表性。
李商隐早期悉力于古文写稿，其《李贺小传》、《刘叉》等列传记散文生动逼真，温情有味；后因参预韵文寰球令狐楚门下，遂通习四六之文，并以此著称。他所作韵文除具上述成双配对、重形式好意思的脾气外，还呈现出既清脆流畅又典丽清峻的风神。《四库全书简明目次》说“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东谈主为别格”，大略可以。如他的《为濮阳公檄刘稹文》、《为濮阳公陈情表》、《上河东公启》等文，皆属对精工而不害文意，或以折理精微见长，或以糊涂达情取胜；时于骈句中杂以散句，调养自如，文气飞扬，声韵铿锵，灿然可诵。比拟之下，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本传），他的《奠相国令狐公文》、《祭外舅赠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等都写得很有特色，而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竖立尤为了得。该文通篇不必一典，只用白描手法缕述小女琐事，情真意切，凄婉动东谈主。如文章开篇即痛切抒情：
尔生四年，方复本家；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因何？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
文章中幅更点染景物，映衬脑怒，对骸骨反复请安：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
寥寥数语，温情浮现，哀怜自责之情溢于墨之外。论者谓“义山韵文，断以此篇为压卷之作”（姜书阁《韵文史论·唐骈衰变第十三》），信然。
天然，李商隐还有不少章、表、书、启类作品，“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 （朱鹤寿《新编李商隐文集序》），一味用典，文意晦涩，过于艳羡词华，衰退动东谈主的情感力量。这种文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形成所谓“西昆体”，直至欧阳修等诗文翻新主将出来后，柔靡的文风才为之一变。